陳中浙教授接受采訪 程冠軍攝
編者按：1956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廣東省視察時，對陶鑄等省委主要領導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你們廣東省有個惠能，你們知道嗎?惠能在哲學上有很大的貢獻，他把主觀唯心主義的理論推到最高峰，要比英國的貝克萊早一千年。你們應該好好看看《壇經》。一個不識字的農民能夠提出高深的理論，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毛澤東之所以如此重視惠能和禪宗的經典著作《壇經》,其用意在于佛教的中國化。佛教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文化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弘揚至關重要，為了進一步了解惠能、《壇經》、禪宗以及中國文化等問題，理論網記者專訪了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惠能研究專家陳中浙。
記者：陳教授您好，近年來，您一直潛心研究惠能和其著作《壇經》，首先請您介紹一下佛教的“禪宗”，以及惠能與禪宗、《壇經》之間的關系。
陳中浙：何為“禪宗”?在印度，并沒有禪宗這一宗派，僅有“禪”這種修行方式。“禪”意譯為“思維修”或“靜慮”，要求修禪者保持大腦的專一、清凈、安寧。在這種意識形態下，修禪者發揮想象，思考人生的根本問題，對各種現象的本質進行關照，最后達到一種認識現象本質的般若智慧。這種禪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古代宗教中相當普遍，其中佛教對它尤為看重。在佛教的“八萬四千法門”中，禪修是最重要的修行法門之一。佛教在東漢末年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從西域來了一名僧人叫達摩，他不僅把印度佛教里這種“禪”的修行方法帶到了中國，還對“禪”做了專門的闡釋與發揮。后來又經過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幾位中國僧人的努力，在唐代初期逐漸形成了一種專門講究“禪定”的佛教思想。
佛教自漢末傳入中國到唐代已經歷了600多年，可能是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處久了的緣故，佛教與中國文化在相互磨合中慢慢有了惺惺相惜、相知相契的感覺，而兩者的關系也到了需要做出總結的時候。于是有人就借用“禪”的稱謂，從中國本土文化的角度，以自己超強的智慧，對傳統佛教進行了重大改革與大膽創新，將印度列入的佛教中國化、平民化、現世化，創立了極具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禪宗。這種宗派與別的宗派不一樣，它強調“不立文字”、“頓悟成佛”，即不需要識字，也不需要累世的修行或是錢物的施舍，只要有機緣，馬上就可以頓悟成佛。可以說，這是把印度佛教復雜問題簡單化，并將其變成一種聽了就能懂，學了就能會，會了馬上就能用的宗派。這種修行方法得到了很多基層民眾的擁護與傳播。自禪宗出現之后，當時唐代其他的宗派，像受李世民鼎力支持的玄奘創立的“唯識宗”，以及受武則天大力推薦的“華嚴宗”等佛教宗派就逐漸衰落，甚至消失了。
中唐以后，禪宗不僅成為中國佛教文化的主流，更遠播至日本、朝鮮、東南亞以及歐美等國家與地區。連佛教創始國印度也建有南華禪寺，弘揚中國的禪宗。可以說，在中國或接受中國“禪”文化傳播的世界其他國家與地區，“禪”甚至成為了“佛教”或者“佛學”的一個同義詞。因此，準確地說，禪宗是佛教傳入中國后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而成的一個宗派，禪宗的出現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具體體現。而把佛教成功中國化并創立禪宗的這位具有超強的智慧的人，就是惠能。
惠能在湖北黃梅的五祖弘忍法師那里學佛法，由于其天資聰穎，見解獨到，就被老師弘忍稟為六組傳人。惠能從他繼承衣缽一直到去世為止，基本上都是在廣東一帶傳法。有一次，他在廣州光孝寺的一個戒壇上傳法，其中一個叫法海的弟子，把惠能的講法過程及其內容記錄了下來，并加了一個總題目——《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簡稱《壇經》，這就是禪宗的奠基之作。當然，《壇經》里的內容并不都是惠能在這里講的。由于惠能不識字，講法時都是大白話，所以《壇經》記錄下來的也基本是白話。可能是由于這個緣故，錢穆就說《壇經》是“中國第一部白話文作品”。
記者：中華文化中最重要的要數安身立命的思想，對此，中國本土文化與禪宗給出的招式很不一樣，請您解釋一下，儒家、道家、禪宗在這些方面有什么具體的不同?
陳中浙：儒家由于事先設置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關系，所以希望人們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所有行為，都要時時刻刻符合這“五倫”關系的要求與標準。符合了這些規定，就是體現了“天道”。如果人們極盡所能無法達到這個要求與標準，最后也無可奈何，只能把他歸結為“天命”如此。
道家的做法與儒家不同。就拿老子來說，他是極力主張拿自然規律中的一些道理來引導人們做事，希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避免犯錯誤，盡可能地做到最好。在具體方法上，老子主張：如果為了謀取更大利益，就欲擒故縱，以退為進;如果為了保身，免遭禍害，就在適當的時候要急流勇退;如果為了超脫，便學“禍福相依”的道理。總之，這完全是從人事利害得失上著眼，在應付權謀上做打算。
莊子在這一方面與老子不太一樣。莊子一生主要游歷于社會下層的各種人物中間，與漁夫、船夫、工匠、屠夫、農民交往密切。在他看來天下是沉濁的，世俗是不堪相處的，自己不屑于同流合污。他極力退避其中險惡、奸詐的種種利害關系，追求一種不依賴于任何人、任何事物，完全自在自為的“無所待”的“精神家園”。
所以，在中國古代，如果叫人往前沖，就去學儒家;如何更好地沖過去，還要去學老子;反之，若讓人后退，則要去學莊子。當然，老子有時候也會叫人后退。總之，在中國本土文化中，既有叫人積極做事的性格，也有叫人急流勇退的性格。但是這兩種性格，卻很難同時在一個人身上得到體現，且這種性格不是“過”，就是“不及”。這種情況知道唐代的惠能創立禪宗之后，才開始得到改觀。因為惠能把原來本土文化中截然不同的這兩種性格，有機地融會貫通在了一起。這就給中國人在安身立命上打開了另一扇門。有了這扇門，人們既能勇敢地前進，又能自如地后退。
從國家主流文化的構成上來看，禪宗對中國人的沖擊也是很大的。自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基本上確立了在文化上的獨尊地位。但實際上，他確立的只是儒家在治國理念和制定國家政治制度這些方面的主導地位，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儒家的地位從漢代以后就逐漸被玄學、道家和佛教所取代。有意思的是，唐代的惠能創立禪宗之后，一大批中國人就把自己的精神生活交給禪宗來打理了。可以說，在民眾的精神生活領域里，包括在一些社會精英的精神生活領域里，禪宗的影響已經超越了儒家和道家，占據了主導地位。于是，一些人就認為要想恢復儒家的文化獨尊地位，確立儒家在人們精神生活中的主導作用，就必須要借用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東西來重新構建儒家的思想體系。
記者：您認為惠能的“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說，惠能的“變法”大大推進了佛教了中國化?
陳中浙：是的。站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們或許可以對惠能當年的“變法”的成功發出由衷的感嘆——這是一場人類智慧所能表演的最驚心動魄的魔術，它能把一種外來文化消融在另一種文化之中，使得一個民族的生活態度、文化構成產生了天翻覆地的變化;同時，它也能把時間充滿貪、嗔、癡的凡夫俗子變成無拘無束、自強不息的有為君子。這是一個中國歷史上外來文化本土化最成功的事例，也是一次中國歷史上思想解放的大運動，更是一件人類智慧超常解放、創造和發揮的大事件。
應該說，惠能“變法”的成功，標志著佛教在中國有了一個明確的定位與發展導向，同時，也為中國人在思想精神領域里開辟出了一條通向光明的康莊大道。自此以后，中國人的性格與命運，中國人對待問題的看法與解決方式，乃至審美理想也開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惠能成功地把外來佛教中國化，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次思想解放大運動。他的這番奮起而為，之前的先賢與之后的來者也曾有過類似的行為。例如，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文化自覺現象，魏晉時期以“竹林七賢”和陶淵明為代表的、被魯迅概括為“魏晉風度”的個性解放運動，以及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文化啟蒙運動。若從社會改革角度而言，1978年由鄧小平發起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應該算一次。雖然這幾次思想解放運動所針對的社會現象、產生的社會效用是不一樣的，不能簡單地做等同處理。但是，在中國歷史上，若沒有這些智者偉人們的大動作，中華民族是不可能有如此輝煌燦爛的文化的。
記者：為什么近幾年來惠能所創立的禪宗會在國內外均受到廣泛歡迎?
陳中浙：惠能當年創立的禪宗，近年來之所以在國外受到歡迎，有市場，是因為這是西方現代社會發展的一種需要。當今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除了所出現的一些社會弊端與矛盾需要禪宗來指點迷津外之外，其實，禪宗在中國的出現、發展，以及惠能如何成功地把外來佛教中國化，對當今中國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等方面，都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對于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國的發展及其中國本土文化的“相處”上，惠能的做法是盡可能地找出兩者可以相互借鑒、融通、對話的結合點。應該說，這種做法使兩種文化各自有了更大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對中國本土文化來說，它本身具有寬容的性格，吸納佛教思想可以使中國文化變得更加博大。可以說，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沒有禪宗的出現，沒有中國文化接納佛教的這樣一個歷史，中國文化的面貌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而對印度佛教文化來講，如果要想在中國發展，就必須適當地向中國文化靠近。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之后，繼承和吸納了中國文化的精華，所出現的禪宗已經不是單純的外來文化，而是中國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應該說，后來佛教在中國延續流傳了兩千多年，時間上甚至超過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傳時間，之所以能夠這樣，就是因為它在中國本土化了。
記者：惠能將佛教文化在中國本土化的行為，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及對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鑒方面有哪些重要意義?
陳中浙：對于惠能將佛教文化在中國本土化的行為，毛澤東是極為贊賞的，他在一次與身邊工作人員的閑聊中說：“惠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煩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國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響下，印度佛教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動搖了，甚至可以‘呵佛罵祖’，他否定傳統偶像和陳規，勇于創新，并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在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上，就考慮過惠能將佛教中國化是重要的歷史借鑒。事實上，惠能在佛教傳入中國600多年之后，勇敢地對佛教進行變革，與當年毛澤東面對困境之中的中國，積極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做法是很相似的。錢穆就說過：“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該學惠能，把西方的消化溶解進中國來。”應該說，當今中國面對外來文化，如何再度表現出中國文化本有的博大胸襟，如何再次積極吸納外來文化，是應該引起每一位中國人思考與關注的問題。當然，這是擺在當今中國人面前的一個大課題，需要另外做專門的探討。
綜上所述，我們就明白了50多年前的毛澤東為何要大家都“應該好好看看《壇經》”以及他自己那么推崇《壇經》、惠能還有禪宗的緣故了。《壇經》是一部對唐代中葉以來的中國人影響至深的書籍，也是當今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好參考資料。
記者：惠能的學問全是圍繞一個“心”字來展開的，您認為修“心”對一個人的一生有什么重要作用?
陳中浙：近十年來，在我給中央黨校研究生開設的課程里，有一門《佛教哲學研究》。《壇經》是該課程的必讀書目之一，十年來從未變過。這樣年年讀、反復讀，學生領悟的情況各異，我自己對惠能、《壇經》以及禪宗倒有了一些新想法。
在中國歷史上，惠能大概是最早把外來文化成功本土化的一個人。他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可又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我一開始讀《壇經》時總有這樣一個疑惑。后來，我發現惠能的學問全是圍繞一個“心性”，或者一個“心”字來展開的，他不太識字，卻真正抓到了佛學最核心的機密。人為什么會有煩惱?就是因為沒有把心管住。這顆心欲念太重，老想著外物，而外物又虛幻不實。想得多了，便越發癡迷執著。得不到或不能滿足時，就更加煩惱痛苦。所以，整個佛教所追求的就是《金剛經》里說的“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人的一生其實就是修“心”的過程。難怪惠能聽老師弘忍講《金剛經》時，聽到妙處，情不自禁連聲驚嘆幾句“何其自性”。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整個社會亂作一團。當時的思想家們針對這個局面，就如何消滅人“心”的過度貪欲紛紛發表了看法。像道家的老莊提出要清心寡欲、節欲，做事要無為;孔子說要“正名”，“欲而不貪”;孟子說人本性是善的，只要“致良知”就可以了;而荀子則說任性是惡的，有欲望是正常的，要使之合理地得到滿足，提出了“養人之欲”的說法。春秋戰國時期如此，其他時代也是如此。惠能正是站在這個角度，把印度文化與本土文化來了個二合一，創立了禪宗。所以，我們在讀《壇經》時，經常會有豁然貫通的感覺。我在澳門講學期間，一直住在臨海一間五十層高的公寓里。每天早上醒來，拉開窗簾，前面經常是霧蒙蒙的一片。置身其中，不禁使我想到了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比起古人，“天”離我這樣近，只是不知我的這樣“人”為，是否契合了惠能的“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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