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出土一組4件帶有布紋的商周青銅件
人類歷史經歷過一個青銅時代。世界上各個重要的古代文明，都生產過青銅器，但若論其文化內涵和工藝造詣，均難望華夏文明之項背。我國古代青銅器以其巨大的數量，廣泛的地域，悠長的歷史，以及紛繁的類型，華美的紋飾，典雅的銘文，而在全世界首屈一指。青銅器已經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征。
甘肅省位于我國黃土高原、內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交匯處，又分屬黃河、長江、內陸河三大流域。境內山系縱橫，河谷交錯，坡原綿亙，地形與氣候均極復雜。獨特的地理環境，導致這一地區在遠古形成了許多體系各異的文化類型；進入文明時代之后，這里又成為眾多民族相互接觸、影響，乃至沖突、融匯的重要區域；分別以農耕、游牧、騎獵為主要生存方式的幾種文化圈，在此交錯或相切。這種宏觀人文背景，決定了古隴原大地青銅文化的多樣性和特異性。許多器物既保有三代青銅器的基本傳統，又表現出某些異域文化特征，閃現著鮮明的個性色彩。
許多人存在這樣一種觀念：中國的青銅文化是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國青銅工藝的輝煌成就，主要體現在晉、豫、陜等地的青銅器物上；而甘肅的青銅器，無論就其數量還是就其造詣說，只不過是中原青銅文化的余波，沒有多少精彩處。這種認識有失全面和公正，它不僅忽視了甘肅青銅器因獨特文化背景而形成的瑰麗異彩，而且忘記了非常重要的事實：中國青銅文化的幼芽，是在隴原大地上萌生的；中國青銅工藝史的首章，應當而且必須從甘肅寫起。
1975年，在甘肅東鄉縣林家村馬家窯文化遺址中，出土了一件由兩塊范閉合澆鑄而成的青銅短刀，含錫量在6%到10%之間。這是目前所知我國最早的青銅器，時代距今約5000年，大致同世界范圍內出現的最早青銅器時代相當。由于只在一塊范上挖刻刀形，而另一塊為平板范，故此刀脊部棱呈斜坡狀，刃口經輕微冷鍛或戧磨，冶鑄技術尚處初始階段。在稍后于馬家窯文化，雖涉地更廣卻仍以甘肅為主域的齊家文化遺存中，青銅器的發現更為普遍。不僅有刀、斧、錐、鑿、鏃等工具和武器，還有鏡、匕等生活用物，甚至出現了耳環、指環、手鐲、發釵一類裝飾品，而且冶煉、制作技術已漸趨成熟。盡管齊家文化青銅器多含砷，其淵源問題尚有待于進一步探討，但其在中國青銅工藝史上的先導作用，則是無可爭議的。專家們已經指出：齊家文化某些青銅器如鏡背和刀柄上裝飾的三角紋圖案，不僅在東方龍山文化陶器上能夠找到，也是商代早期青銅器上屢見的紋飾，三者內在的脈絡關聯是不言而喻的。甘肅青銅器從最初階段，就與華夏主體文化保持著血緣關系。甘肅境內發現的早期銅器已有300多件，占全國出土商代以前銅器總數的80%以上。其中青銅與紅銅并存，這正是青銅時代起步的特點。完全可以說，隴原大地是我國青銅文化孕育期的母體。
甘肅青銅器不僅具有久遠的歷史，而且積累了一批足以反映我國青銅工藝鼎盛期水平的收藏，其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之高，為文博界所公認；將它們置于全國青銅珍品之列，也毫不遜色。這類青銅器大都出土于甘肅東部地區。
商代隴東存在過密、阮、共、彭等許多古國，其中有的為商之盟邦。西周王朝建立后，加強了對涇、渭中、下游地區的控制，將其完全融入周文化范圍之內，并進而強化了這一地區與中原文化的聯系。因此，域內出土了數量可觀的青銅器，它們與華夏風格一脈相承。最具代表性的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發掘的靈臺縣白草坡西周墓群，特別是其中的兩座貴族墓，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所出青銅器格調古雅、形制豐美、紋飾華貴，有銘文者多達24件，曾在全國文博界引起不小的轟動。靈臺一帶是古密須國的中心區域，后來又是周人與諸戎交往、斗爭的接合點，實為周王室的西北門戶，故此間常有貴戚權臣領兵駐守。這一地區后世多出商、周重器，原因即在于此。甘肅東部又是先秦游牧民族和騎獵民族活動頻繁的地區，帶有草原文化和姜戎文化特色的青銅器多有發展。最常見的是以動物搏噬為題材的青銅牌飾和各種形制的青銅短刀、短劍。有些形飾特異的青銅容器，很可能就與這些少數民族的文化影響有關。它們是隴原青銅文化園囿中頗引人矚目的奇花異卉。
甘肅東部是秦人立邦建國的祖地。禮縣、西和縣交界的西漢水中游地區和清水、張家川境內牛頭河上游的河谷川原，都曾經是秦人早期活動的中心區域。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禮縣大堡子山秦公陵區的發現，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該陵區出土物中的大量青銅器，不僅揭示了秦人西陲創業的那段幾乎被人遺忘的歷史，而且填補了甘肅青銅工藝史上春秋時段的空白，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秦之國都后來遷至關中，但甘肅東部作為秦國的腹地，不僅仍受重視，而且因避列國紛爭的戰亂而使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尤其是秦穆公著意經營隴西、北地，在“益國二十，開地千里”之后，關隴地區民族矛盾緩和，社會穩定，使秦國有了一個殷實可靠的大后方。代表手工業總體水平的青銅冶鑄業，更未因政治重心東移而衰落。如隴西郡始終是秦國中央武庫兵器的重要供應地，已發現的不少精美而鋒利的署銘秦兵出自隴西。迄今在甘肅東部不斷出土春秋中期以后乃至戰國時代的秦國青銅禮器，即是明證。如今在中國歷史博物館通史陳列中展出的著名的秦公簋，即出土于天水西南鄉。近年來披露過的“卅四年工師文銅罍”,即出土于西和縣境，省博物館所藏戰國秦鼎形行燈，即出自平涼廟莊。前年禮縣博物館在省考古研究所指導下，發掘了永興鄉西漢水南岸與大堡子山陵區隔河相望的圓頂山秦墓群，出土了一大批戰國甚至春秋時期的精美銅器，進一步證實了我們的上述判斷。這批青銅器帶有明顯的晉器風格，這是個很值得認真探討的現象。據筆者初步考察，此與戰國末期趙國王族的一支西遷于秦之祖地有關。秦、趙本來同族同姓，永興圓頂山墓群，很有可能是那支西遷的趙國公室后裔的葬地。
總之，甘肅東部所出秦都東移關中之后的秦國青銅器，為數不少，且有日益增多之勢；它們大都制作精美，品位甚高。這一階段的秦器以往未受到足夠重視，現在我們應當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審視它們的價值。
戰國中期以后，我國的貴族社會開始解體，新興地主階級登上政治舞臺。體現貴族利益與等級的宗法、禮儀制度，趨于全面崩潰；作為宗法、禮制載體的青銅禮器，自然也便失去了賴以存在的文化土壤。禮器制作是青銅業的核心，禮器的沒落，必然導致青銅業的枯萎。故從戰國后期開始，我國青銅工藝迅速衰微；到漢代，幾為漆器工藝所取代。一般論述青銅器的專著只寫到戰國為止，原因就在這里。但在甘肅省，情況卻并非完全如此。甘肅出土的漢代青銅器，仍有不少珍品。尤其是東漢時期，更須濃墨重彩地特書一筆。
六十年代末，在武威雷臺，發現了一座晚至東漢后期的墓葬。墓主是一位張姓將軍，曾任過張掖（漢代張掖即今之武威）長，后又升兼武威郡的左騎千人官，職位不太高卻執掌著當地的軍政大權。墓中出土了一支規模宏偉、造型生動、工藝卓越的青銅車馬儀仗俑隊，表現了墓主生前出行時的壯觀場面。全隊由38匹馬、一頭牛、13輛馬車、一輛牛車，以及17個持矛、戟武士和28個奴婢俑組成，其中8匹馬胸前刻有銘文。此外，還有一匹如今已舉世聞名，并被定為國家旅游標志的銅奔馬。不妨這么說：在我國青銅文化業已凋落之時，其西北分支上竟獨綻了一簇絢麗的奇葩。
據《隴上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