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書法作品
于右任（1879——1964年），名伯循，字誘人，后改名右任，晚年自稱太平老人。陜西涇陽人，后遷居三原，25歲時中舉。他是我國近代著名詩人、書法家、國民黨元老。早年因倡言革命，被清廷密旨拿辦，間關逃脫，亡命上海，嗣赴日本，自此得識并追隨孫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創立民國。及至軍閥割據，乃返回陜西總領靖國軍與之對抗。失敗后，又赴上海、廣州等地參加南方革命，終于與北伐軍會師中原。后來又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長，1949年11月至臺灣，從此再未回到大陸。于右任在民國初年曾創辦過多種報紙，倡言革命，并協助馬相伯先生創辦復旦大學，對于中國近代文化與教育貢獻頗大。他是詩人，又是書法家。其詩詞繼承《詩經》、《楚辭》和漢樂府的優良傳統，筆力雄健，激情奔放，愛國憂民；其書法筆走龍蛇，汲取漢魏晉唐諸家之長，融章草、今草、狂草于一體，風格獨具，自成一家，被譽為“當代草圣”.
于右任先生與甘肅淵源頗深。他雖然是陜西人，但他的母親卻是甘肅靜寧人。他常說：“陜西是我的父親，甘肅是我的母親。”于先生成年以后曾多次至甘肅，或取道他行，或考察，或巡視。均對甘肅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繞道隴南
1918年8月，于右任從上海回到陜西就任陜西靖國軍總司令。1922年，靖國軍與北洋軍閥吳佩孚部大戰于鳳翔、武功和岐山之間，但馬嵬坡一役徹底失敗。楊虎城退入北山，陜西靖國軍的歷史白此結束。
這一年的五月底六月初，于右任決定離開陜西去廣州找孫中山先生。因情況復雜，于右任一行只能繞道隴南入川，再乘江輪東下赴滬。這樣，于右任便在甘肅的靈臺、崇信、清水、天水、徽縣等地留下了自己的行跡。在劉風翰編著的《于右任年譜》中，曾有這樣的記述：“六月，先生入甘肅境靈臺、崇信，再南向經渭水上游逾秦嶺（當為隴山）經清水至天水，沿途所見多珍奇植物。先生素喜研究植物，覓鄉人作導，備問草木名實，與所攜植物園籍比索學名，分別門類，采集標本。皆有詩篇以記其事。先生在天水稍作勾留，再南行經徽縣，復經陜境……到達重慶。劉湘、楊森等留居匝月，乃乘輪東下，轉赴上海。”另外，在《天水縣志》等書中也有類似的記載。而于老當時留下的許多詩篇，也是這次行程的最好記錄。《靈臺道中》、《崇信道中》、《度隴雜詩》、《竹林寺》、《隴頭吟》、《秦嶺》、《清水縣麻鞋歌》、《清水早發》、《徽縣早發聞耕者嘆息聲》……既體現了詩人對當地風物和百姓疾苦的關懷，又如實記載了行程。
四進蘭州
1941年2月，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長的于右任來到蘭州，除觀看市容外，還游覽了五泉山，緊接著便去河西、敦煌參觀。10月底返回蘭州，又到興隆山游覽，謁成吉思汗靈柩，觀看了西征戈矛遺物，并賦小令云：“興隆山畔高歌，曾瞻無敵金戈。大王問我，幾時收復山河？”這首小令既寫歷史，又寫現實，充分表達了于老愛國憂民的情懷，一時間遍傳大江南北。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時，于老宴請毛澤東。席間二人漫談詩文時，于老曾贊毛澤東《沁園春·詠雪》結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之激勵后進。毛主席笑而答曰：“何若‘大王問我，幾時收復山河？’啟發人之深也。”說的就是于老這首小令。
1946年6月和9月，于右任往返新疆時，都曾在蘭州下榻。特別是9月的一次，不僅給蘭州的新聞記者講過話，還游覽了蘭州市容，品嘗了地方風味小吃，如馬保子牛肉面、高三醬肉、高擔釀皮子及蘭州特產軟兒梨。此外他還搜購了地方士人的名書、名畫、碑帖。
于老是著名書法家，所到之處慕名求字者自然絡繹不絕。在蘭期間，他欣然為求其墨寶者日夜揮毫。于老為人平實，毫無架子，任何求字的人他都不拒絕，一時間蘭州宣紙價格暴漲，蘭州為之紙貴。時至今日，不少蘭州人和河西人手中也珍藏著于老的墨寶。
敦煌之旅
1941年的那次甘肅之行，對于老來說，最重要的是去了一趟敦煌。10月5日中秋節那天，于老來到了敦煌。當時國畫大師張大千正在莫高窟臨摹壁畫，兩位美髯公便日日結伴逐洞觀看壁畫。于右任目睹了千年精美藝術，在欣賞驚嘆之余，對帝國主義分子斯坦因、伯希和、華爾納、鄂登堡等大量盜竊敦煌藝術珍品及遭到大量破壞的壁畫深感憤慨和痛惜。為了保護這一珍貴的藝術遺產，于右任設想成立一所敦煌藝術研究院。12月14日返回重慶后，他即向國民黨中央提出建議。這份建議書發表在當時重慶出版的《文史雜志》二卷四期上。于老在建議書中懇切地指出：“似此東方之文藝淵海，若再不積極設法保存，世稱敦煌文物，恐遂湮滅。非特為考古家所嘆息，實為民族最大之損失。因此建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招容大學藝術學生，就地學習，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費用不多，成功將大。”這個建議經過討論，交當時的教育部辦理。1944年2月1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由常書鴻任所長。一批有志于保護、開發祖國藝術寶庫的專業人員才毅然從魚米之鄉或天府之國，集結于鳴沙山下，在條件十分艱苦的環境里展開了臨摹、記錄、測量、考證等工作。據《百年甘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