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蘭州北城墻及城墻下的水車
蘆溝橋事變以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意欲補助西北教育，聘請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為設計委員，來西北作設計調查。顧頡剛是公元1937年9月底來蘭州的，隨后曾到甘肅和青海各地作過實地考察。后來他在《甘肅秦長城遺跡》一文中寫道：“八月初還皋蘭，宿小西湖，地濱黃河，有舊墻一堵，可十余丈，說者傳即秦長城遺跡。又甘肅省府之北墻即借蘭州城墻……，女墻上大書‘萬里長城遺跡’六字，是則蘭州北城亦即因于秦城也。”
實際上，蘭州境內的長城遺跡，并非就這兩處。據左宗棠幕僚的日記記載，在清末時，蘭州城區的長城遺跡，除上面兩處外，五里鋪和東崗鎮也有。至于在永登、榆中兩縣，類似的遺跡更多。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長城遺跡到底是不是秦長城的遺跡？
長城，是我國古代的一種大規模的軍事防御設施。戰國末年，居住在我國北方的匈奴逐漸強大，并建立起奴隸制政權。當時與匈奴鄰近的燕國、趙國和秦國，為了防御匈奴貴族的侵擾，分別在本國北面修筑了長城。燕長城西起造陽（今河北獨石口），東至遼東（今遼寧遼陽縣北）。趙長城西起高闕（今內蒙臨河），東至代（今河北蔚縣）。秦長城西起甘肅臨洮，東北經固原，至黃河。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于公元前214年，派大將蒙恬率軍三十萬反擊匈奴，收復了河套以南地區。接著，便命令蒙恬把原來互不銜接的秦、趙、燕三段長城，經過續建加固，聯為一條，并增調民力戍守。這便是西起臨洮，北傍陰山，東至遼東的秦代“萬里長城”.
在這以后，西漢、北魏、北齊、北周以至隋、唐各朝，對長城都作過增筑修繕。特別是明朝，為了阻止瓦刺和韃靼的侵擾，從洪武到萬歷年間，前后整修和改建長城達十八次之多，從而形成了今天西起嘉峪關，東至山海關，長約五千五百公里的長城，史書上稱之為“邊墻”.
那么，蘭州境內到底有沒有秦長城呢？
在唐代杜佑的《通典》里，曾有這樣的記載：“五泉縣有古苑川及古長城”,唐代的五泉縣，就是現今的蘭州市。古苑川在今榆中縣大營川一帶，距離五泉縣約十公里，因漢代曾在這里開設過牧師苑，故有此名。所謂牧師苑，就是放養禽普的園林。而這里所說的“古長城”,顯然是指秦長城。清代編纂的《皋蘭縣志》也說，蘭州的長城為“秦蒙恬所筑，（明）萬歷元年補修”.《重修皋蘭縣志》說得更具體：“長城在黃河南岸。秦蒙恬筑，明萬歷元年補修。二丈高倍之，土色堅韌。西自新城起，沿河而東至靖遠縣大浪溝，約計二百余里。”《金縣志》詳細記載了當時長城遺跡在金縣的分布情況：“長城在黃河南岸。秦時蒙恬所筑……，在金縣境內者，自西北皋蘭交界之（至）桑園城，長十里。沿河而至什川堡城址，有二里余。又東至一條城，或斷或續，有四里余。東至平灘堡至靖遠交界城，有二里余。約計百余里。”顧頡剛在談到甘肅秦長城遺跡的走向時，也寫道：“自岷折西北，東行至渭源，又西北而至今臨洮，又北至皋蘭，沿黃河至寧夏西北而東，與趙長城相銜接。”從方志的這些記載來看，蘭州境內的長城遺跡，顯然是秦長城的遺跡。然而臨洮師范老師孫益民和縣文化館干部王楷近年對秦長城西頭起點所作的考察結果表明，秦長城并沒經過蘭州，蘭州自然也就無秦長城遺跡可言。
《史記。蒙恬列傳》在述及秦長城時，這樣寫道：“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對于秦長城東至遼東，歷代史家并無爭議；但西起臨洮究竟指什么地方，說法和解釋卻大相徑庭。有的說指隴西縣，有的說指臨潭縣，有的說是岷縣。其中以唐代《括地址》的岷縣說影響最為深遠。為了弄清秦長城西頭的確切地點，孫益民和王楷進行了大量的考察、挖掘和研究工作。多年來，他們跋涉上千里，讀書幾百卷，證明秦長城西頭的起點，并不在岷縣，而在臨洮縣城北新添三十里墩古洮河東岸的殺王坡上。他們指出：不論是古史家還是現代史家提出的秦長城線路，起首都是岷縣，都把臨洮隔在了秦長城以外。經過考察，在岷縣并未發現長城遺跡，可在臨洮，長城至今殘存幾十里，還有高達十二米的城墻。岷、洮兩縣相鄰，自然條件相差無幾，秦長城如果起首于岷縣，不會毀之殆盡，可今天連城基也找不到一些痕跡。他們進一步指出：現代史家認定萬里長城起于岷縣，依據渭源縣城北有長城遺址，蘭州有“秦邊墻”,將這些點連起來，就繪成了長城延伸線路圖。其實岷縣境內并無長城遺址；渭源縣城北的長城是西南向東南伸延，而不是南面向北面伸延；所謂蘭州有“秦邊墻”,實則是明代嘉靖二十七年修延城堡所筑的邊恒。所以，這個線路圖根據是不足的。同時，在水上運輸不發達，以騎戰為主的秦代，洮河本身就是一個天塹，古人為什么還要耗費巨資，在洮河東面修一條和它平行的三百多里的長城呢？另外，從軍事觀點來說，不論古代還是現代，防衛首先是保護其政治、經濟中心。臨洮當時是隴西郡的首付，將三郡之一的隴西郡首府置于長城之外，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有關方面認為，上述見解和結論應當予以肯定。
按照孫益民和王楷考察的結果，秦長城的線路應該是：從臨洮古洮河東岸的殺王坡起首，到堯甸長城坡東出縣境，然后進入渭源縣與該縣慶坪太平灘山上的長城相接，向東穿過縣境進入隴西，然后折向東北，經通渭、靜寧、固原至黃河。這樣，就完全排除了秦長城經過蘭州的可能性。
那么，蘭州境內的長城到底修筑于什么時候呢？
原來，明滅元以后，退居蒙古的蒙古貴族不甘心失敗，繼續與明朝進行對抗。公元十五世紀四十年代，西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一度統一了蒙古諸部，勢力日益強大，并不斷出兵侵擾明朝北部邊境，擄掠人口和財物，成為明朝北部的勁敵。乃至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春，也先糾集蒙古各部，自大同、宣府、遼東、甘州分四路向南進犯，并在河北懷來土木堡大敗明軍，將英宗朱祁鎮俘去。打這以后，明朝已經無法有效地防御殘元勢力的侵擾。及至公元十六世紀初葉，東蒙古的韃靼俺答部又相繼占據河套、松山一帶，并經常派騎兵進犯蘭州，“立黃河飲馬，甚謂闖奪河橋（即鎮遠浮橋），大肆恐嚇”,鬧得黃河北岸大片沃野不能耕牧。為此，從成化到弘治年間，駐蘭明軍在不斷加固蘭州城垣的同時，又先后營建了新城、西固堡、鹽場堡、安寧堡等軍事城堡，并在外圍修筑邊墻、墩臺，派重兵戍守，對阻止韃靼騎兵的侵擾，起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到正德年間以后，由于內外交困，“國勢侵弱”,以致蘭、靖、莊、涼諸衛“無處無時不遭荼毒”,所以，明王朝不得不在河西一帶“縮筑邊墻，僅通一線”,把駐蘭明軍的防御重點由黃河北岸撤到黃河南岸。據《明史·王以旗傳》記載，嘉靖年間，陜西三邊總督王以旗“在鎮六年，修延、綏城堡四千五百余所。又筑蘭州邊垣。”王以旃修筑蘭州邊垣的時間約在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正月到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之間。從明修方志的插圖來看，王以旗修筑的這道邊垣，以宣德年間僉事卜謙增筑的蘭州外城北墻為起點，東經東崗鎮一直延伸到條城（今榆中青城）以東；西經小西湖一直延伸到河口附近。其位置、走向和長度，與清修方志所載“秦長城”遺跡完全一致。因此，蘭州的所謂“秦長城”遺跡，很可能就是這道邊墻的遺跡。清光緒年間纂修的《金縣新志稿》，在述及榆中境內的這段長城時，就曾指出：“此系明番郎據松山因沿河筑墻，白靖虜衛至莊郎衛士門山，長四百里，以御套虜，俗呼為邊墻者是也。舊志謂為秦之長城者甚非。”《蘭州古今注。長城》也說：蘭州“黃河南之城當為以旃所筑，舊謂為秦所筑似誤。”此外，在永登境內的莊浪河東岸，也有一道南起苦水，北經紅城、龍泉、大同、柳樹、縣城至中堡以遠，縱貫永登全境的邊墻，至今仍有不少斷垣殘存于地面，當地群眾稱之為“明墻”.從走向來看，這道邊墻也有可能是在同期修筑得。因為，這道邊墻與蘭州邊墻在河口銜接后，正好構成一條東起永靖黃河，中經府城蘭州，西至永登岔口的喇叭形軍事防線，將占據河套、松山的韃靼俺答部拒之墻外。照當時明朝的國勢和防御重點分析，并不是沒有這種可能。
到明隆慶初年，張居正入閣當大學士，主持北方邊務。萬歷初年，他出任首輔以后，又雷厲風行革除弊政，從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對振興衰弱的明王朝做出了很大貢獻。在軍事方面，為了改變過去被動挨打的局面，他提出赫然奮發，足食足兵，以御敵人的主張。并選派一批得力的將領在邊境“積錢谷，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積極練兵備戰，重修邊防要塞，以武力作后盾，對韃靼貴族做分化爭取工作，利用上層分子之間的矛盾，封俺答為順義王，通貢互市，發展貿易，終于使“軍民樂業，不用兵革”,開創了蒙漢人民友好往來的新局面，基本上肅清了多年的外患，鞏固了國防。這時，由于“松（山）酋遠遁”,蘭州一帶的防御重點又從黃河以南恢復到黃河以北。并于萬歷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十二月，由臨洮、鞏昌兵備副使荊州俊派遣臨洮府同知馮恂、蘭營游擊閻逢時，“帶領兵馬，自金城關由大岔口出塞，踏勘雙墩子、紅水、蘆塘等處，議筑長邊”.隨即在黃河以北修筑了西起松山（今莊浪、天祝一帶），東至靖遠黃河索橋的邊墻。這次修邊工程，從次年二月開始，到第三年結束，共歷時兩年，由守邊各“該管官軍”“分工舉役”,將所屬傾坍塞垣，“或加幫其工，或石錮其洞，或倚山為勢，俱各便宜修筑”.時至今日，在靖遠黃河索橋古渡西岸的山嶺上，仍可看到這道邊墻的遺跡。
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是世界古代建筑奇跡之一。它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土和磚、石。長城沿線，不是高山深溝，就是草灘戈壁，要把這樣沉重的建筑材料運到這些地區，筑成內外整齊的城墻，工程之浩大，施工之艱巨，為世所罕見。它的建成，充分體現了我國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因而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古代蘭州人民能為這一奇跡貢獻一份力量，這是蘭州人民的光榮。
記者 童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