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仿效漢族傳統習慣，刻立碑碣以紀功、記事或紀念，如銀川市郊西夏王陵的碑石，銀川市有夏國皇太后建的承天寺瘞佛頂骨舍利碣銘和大廈國葬舍利碣銘，武威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張掖的《黑水河建橋敕碑》等等。但是，遺憾的是，西夏的不少碑刻在蒙古軍滅西夏的戰爭中被毀損。因此，甘肅現今保存下來的兩通西夏碑刻就顯得十分可貴了，它成了研究西夏語言文字、社會歷史和科技、藝術的瑰寶。這兩通西夏碑刻就是《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和《黑水河建橋敕碑》。
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
“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俗稱“西夏碑”是西夏天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建的，原藏于武威城內北隅大云寺，后移于武威文廟內，是迄今所見國內外最完整、內容最豐富、最有研究價值的西夏碑刻，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清朝嘉慶九年（公元1804年），甘肅著名學者張澍到大云寺游覽，看到一座完全封閉的磚砌碑亭，問寺內僧人：碑亭內是什么？能否打開看看？僧人回答：此碑亭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封閉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他們不敢打開，怕遭報應。張澍不信邪，命其打開。碑亭一打開，發現里面是一通大石碑，正面的碑文，猛看像漢字，細看一個字都不認識。看了背面的漢文碑銘，才知道這是西夏時期刻的碑，正面碑銘刻的是西夏文。西夏碑一發現，就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原來，西夏滅亡幾百年后，人們已經不知道西夏文是什么樣子，甚至不知道有這種文字的存在。所以，當時見到北京附近居庸關和敦煌莫高窟的元代六種文字的石刻（其中有一種文字是西夏文）以及社會上流傳的西夏文佛經、錢幣時，都不知道是什么文字，有人胡猜測是“女真小字”西夏碑發現后，才知道西夏文是什么樣子，上述的疑難也就迎刃而解了。1898年，法國人德維利亞根據西夏碑的拓片，發表了《唐古特西夏國的碑刻》一文，明確認定，以前誤認的“女真小字”,其實是西夏文。西夏文字在銷聲匿跡數百年之后，現又發現于甘肅，并走向世界，這是西夏碑的一大功勞。
西夏碑碑身高2.5米，寬0.9米。正面刻西夏文碑銘--碑頭刻西夏文小篆兩行八個字，是此碑的題名“敕感通寶塔之碑銘”兩側各有一身線刻伎樂菩薩，作翩翩舞蹈狀。題名上方刻云頭寶蓋。碑身刻西夏文楷書，計28行，每行65字。第一行的譯文是“大白高國境涼州感通寶塔之碑銘”,其他各行的內容是敘述涼州這座古塔的來歷、靈驗和西夏修塔的原因、過程等，與漢文碑銘基本上相同，但在段落次序、文字組織、所述事件、官職名稱、人名的詳略等方面略有差異。碑銘四周是線刻卷草紋。
背面刻漢文楷書碑銘很長，主要內容是：武威這座七層古塔，是古印度國王阿育王（公元前272--232年）分佛舍利所建八萬四千座寶塔之一，張軌任涼州刺史（公元301--314年）時重建，此后數百年來，“塔之感應，不可殫紀”公元1092年“冬，涼州地大震”佛塔被震歪斜。第二年，西夏國王、皇太后“遂命增飾。于是，眾匠率職，百工效技、朽者繢者，是墁是飾，丹具設，金碧相間，輝耀日月，煥然如新，麗矣壯矣，莫能名狀。”第三年，佛塔及其寺廟修建完工后，西夏國王“詔命慶贊”“兼啟法筵”“仍飾僧一大會，度僧三十八人，曲郝殊死罪五十四人”,“特賜黃金一十五兩，白金五十兩，衣著羅帛六十段，羅錦雜幡七十對、錢一千緡，用為佛常住。又賜錢千緡，谷千斛，官作四戶，充番漢僧常住，俾晨錯香火者有所資焉，二時齋粥者有所取焉。至如殿字廊廡，僧坊禪窟，支頹補，一物之用者，無不仰給焉，故所須不匱，而福亦無量也”西夏國王、皇太后希望因此獲“覺皇妙蔭，萬壽元疆”.
西夏統治者刻此碑銘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一些牽強附會的離奇故事來字宣揚佛法無邊，并宣揚自己的功德，這對我們來說，價值不大。但是，碑銘中記錄的一些事情，卻是研究西夏社會歷史的極其珍貴，甚至是迄今所知獨一無二的資料。例如，說寺廟中有專門從事農業勞動的“官作四戶”是揭示西夏土地制度和階級關系的惟一材料；說1092年冬天武威大地震，是其他漢文、西夏文文獻中所僅見的，是研究我國和甘肅地震史的珍貴資料；說西夏手工業存在“百工”技術水平高，說“武威當四沖地，車轍馬跡，輻湊交會，日有千數”是研究武威地區，以至整個西夏王國工商業的珍稀資料。碑銘使我們了解到：西夏有幾個國名--“大廈”國，“大白高國”等，西夏國王、皇太后都有尊號。西夏境內的各民族--番（黨項人自稱）、漢、羌、回鶻等“番漢四眾”、“番漢僧”和睦共處。西夏對于佛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遠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遺跡，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無不必葺故浮圖梵剎，遍滿天下”.而且，西夏佛教中存在不同宗派，“宗尚各異”此外，碑銘還為考訂西夏的官制、幻年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與此同時，碑銘還是研究西夏語言文字的珍貴資料。中外學者都曾經根據碑銘來考察、研究西夏文字處理的結構、語音、語法，現已有不少成果。碑銘在西夏學研究中起著巨大的作用。
碑上的線刻伎樂菩薩、云頭寶蓋、卷草紋圖案，線條流暢，形象準確、生動，是難得的西夏優秀藝術品。文字遒勁、秀美，是優秀的書法藝術品。
黑水河建橋敕碑
黑水河建橋敕碑立于西夏乾七年（公元1176年），高115厘米，寬70厘米，一面刻漢字碑銘，另一面刻吐蕃文碑銘。原立于張掖縣城西十里黑水河東岸的下龍王廟，后移至今張掖縣文化館內。漢文碑銘全文如下。
“敕鎮夷郡境內黑水河上下所有隱顯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地諸神等，咸聽朕命，昔賢覺圣光菩薩哀憫此河年年暴漲，漂蕩人畜，幫（發）大慈悲，興建此橋，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濟之福，斯誠利國便民之大端也。騰昔已曾親臨此橋，嘉美賢覺興造之功，仍罄虔懇，躬祭汝諸神等，自是之后，水患頓息，固知諸神冥歆朕意，陰加擁之所致也。今騰載啟神虔，幸冀汝等諸多靈神，廓慈悲之心，恢濟渡之德，重加神力，密運威靈，庶幾水患永息，橋道久長，令此諸方有情，俱蒙利益，我邦家，則豈惟上契十方諸圣之心，抑亦可副勝之弘愿也，諸神鑒之，毋替朕命。大夏乾七年歲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主案郭那正成。司吏駱永安。筆手張世恭書。瀉作使安善惠刊。小監王延慶。都大勾當鎮夷郡正兼郡學教授王德昌。”據翻譯研究，吐蕃文碑銘的內容與此相同。
此碑對于研究西夏的社會歷史有重要價值。
西夏國王的敕令為什么不用西夏文寫刻、而用漢文和吐蕃文呢？顯然，這是因為當時張掖地區居住著比較多的吐蕃人；因為藏傳佛教（即喇嘛教）在西夏后期具有崇高地位。碑銘首次提示出這些歷史秘密，是非常珍貴的。據《隴上珍藏》
